一锅猪蹄水豌豆吃完，我们再次亲如一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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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大锅热气腾腾的腊肉煲水豌豆摆在桌中间，几个小菜众星捧月般围着这道主菜。这时我们会相处得格外和睦，即便之前有各种小摩擦，这时都不提了。平时指名道姓，这时也按辈分喊哥哥姐姐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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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老师在本地一所中学教数学。他常来我店里吃粥，点菜时总要问一下：“有水豌豆冇？”
湘北人管未完全成熟的嫩豌豆叫“水豌豆”。如今，农村好少人种豌豆了，餐厅更莫说，采购时很少见这种土货了。每次朱老师问，我们总是摇头。
一次，我从乡下搜了点水豌豆，等朱老师再来店里，我就问他要怎样吃。他说：“猪蹄煲水豌豆。”
店里还有两个卤猪蹄，厨师就按他说的做了。当一锅热气腾腾的猪蹄煲水豌豆端上桌时，朱老师喊我上桌。
这一顿，我没收他酒钱，他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水豌豆的故事。
1
方伯大我父亲两岁，用槠树湾的话说，“他俩是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”。
因为祖父贫农出身，成分好，父亲才得以上学上到小学四年级。而方伯的祖上是地主，村里当了祠堂的那片大屋曾经就是他家的。因成分不好，方伯没进过学堂门，不是不许他上，是他不愿上，觉得自己低人一等。
打小，方伯的性格就很孤僻，村里的孩子没几个愿意跟他耍，他就我父亲一个玩伴。我父亲与方伯就像一对亲兄弟，除上学外，几乎形影不离。他们一起到田圳里捉鱼，捉蛤米子给家里的鸡鸭吃；也一起上山砍柴、摘茶子、扒松树叶。
那时候连饭都填不饱，他们就到山上找野果子吃，什么茶耳朵、桃米蒂、苗栗、冷花子。我父亲8岁那年，方伯为摘一个熟透的茶耳朵，爬上了冈边的一棵茶树。突然“咔啪”一声，枝丫折断了，方伯从高高的茶树上摔下冈去，眼睛耳朵里都出了血。
于是，一个8岁的孩子把一个10岁的孩子从山里背了出来。
方伯父亲战战兢兢跑来感谢我的祖父母。他家那时也穷，没好东西拿，就提了几个红薯来。那是他家的口粮，祖父母没要，还煮了个鸡蛋送给方伯补血。
第二年夏天，我父亲和方伯又趁大人们不注意，偷偷到河里去打冷水刨鳅（方言：游泳）。这次是我父亲不慎落进水巢里，手脚乱舞，11岁的方伯到底个头高些，拽着他不松手，硬是把呛了水的他拉上了岸。
因为害怕家里人责罚，这事一直瞒了下来，等到他俩都成家了才讲。讲起小时候的事，方伯和父亲总是绘声绘色，好像那些事就发生在昨天似的。末了，他俩还要得意地说：“我们可是共过生死个兄弟咯！”
年，我父母结婚了。祖父在土改时当过大队干部，靠祖父祖母勤劳善良的口碑，小学文化程度的父亲才讨到了读过高中的母亲。当时，这桩婚事让湾里的小伙子们羡慕不已。他们觉得女人书读得多，为人处世自然不一样。事实也是如此，从我记事起，我母亲就是一个温和贤良的人，家里几个姊妹能一直把书读下去，也是母亲的坚持。
当时的农村还残留着“成分”的观念，方伯早就到了适婚年龄，却迟迟没人愿意给他说媒。后来，一个亲戚看不下去，才把方伯母介绍给他。方伯母和方伯一样，大字不识一个，她是个苦命人，从小是后母带大的。
到了80年代初，村里很多人家都从族居的大屋里搬出去，新踩地基盖房，形成了一股风尚。方伯与我父亲一合计，决定也把屋做到外面去。他俩担了大半年，在村东头靠山的位置担了一个地基出来，盖了五间土坯房。一家两间，中间的堂屋一家一半，共用。
宗亲可以共一个堂屋的，因为家神榜上供奉的是同一个祖先。第一个来槠树湾拓荒的祖先叫朱和公，他有“文、武、双、全”四个崽，后人称之为“四大房”。方伯家是朱武公房里的，我家是朱全公房里的。
那时候，方伯和我父亲都刚成家不久，手头紧巴巴，五间房的房顶前檐盖的是瓦，后檐盖的还是稻草。我还隐约能记得方伯和父亲给房顶翻盖稻草的样子，他们从稻田里把新割的稻草一捆捆挑回来，用竹篾夹成“稻扇”。方伯母和母亲踩着木梯，把夹好的“稻扇”一个个送上屋顶，方伯和父亲接过去盖好。父母在屋顶上忙活时，站在房里的我能从椽皮缝里看到白云和蓝天。
后檐屋顶盖上瓦的那一年，方伯和父亲又各自新盖了两间房，次年又买来石灰粉屋。青瓦白墙，九间房排成长长一溜，像一截街。湾里人都说：“你们两家真有熬气，同心协力，好得跟一对亲兄弟样。”
2
方伯家生了两个崽，大崽跟我大姐同年，细崽跟我细妹同年。两家五个孩子在九间房里捉迷藏、跳房、动九丘田、踢毽子，玩着各种游戏。其中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弹豌豆。
每年夏至前后，方伯母和我母亲就会从地里割回几捆豌豆回来。豌豆这时没熟老，豆苗还是绿色的，豆壳也是绿色的，里面的豆子白白嫩嫩，像刚出生的婴儿——这便是“水豌豆”了。
因为想要收集豆子，几个孩子会很勤快地帮母亲们剥豆。等大人忙去了，我们就会偷抓几把塞进兜里，躲到角落里去弹豌豆。尽管玩心重，但我们也不会多拿，因为水豌豆是要用来做菜吃的。
游戏开始之前，每人拿出三到五粒豆子，用石头剪刀布决定出场顺序。轮到出场的那个人，要把集拢的豌豆撒在桌面上——撒豌豆是很要技术的，既要撒开，又不能撒得到处都是。接着，在相邻的两粒豌豆间用指头划一下，再曲指弹向一粒豌豆。两粒豌豆相碰，就是赢了，那两粒豌豆就可以捡进自己兜里了，接着再继续弹下两粒。弹豌豆更要技术，太轻碰不着，太重会碰到其它豌豆。犯规了，就轮到下一个人。
等玩腻了，我们就把赢来的战利品用蕨秆穿成一串串，放到火上烧。嫩绿的豌豆烧成土黄色，豆皮开始裂开时，就可以吃了。谁都有份，只是赢了的人有分配的权利而已。
父母知道我们偷拿了豌豆，但会装作没看见，只会不停地提醒：“豌豆一定要熟透了才能吃。”因为邻村有小孩吃了夹生的豌豆中毒了。
在湘北农村，水豌豆有很多种家常做法。
忙时和米一起下锅，煮作饭吃，就可以少炒菜；闲时盖上锅盖焖着吃，有时用韭菜炒，但其中最好吃莫过于用腊肉煲水豌豆。
腊肉要用带骨肉，切小块，先过一下水，洗去油脂。再加水放到高压锅里压几分钟，把盐分压出来。揭开锅盖，把洗净的水豌豆倒下去，添点八角、桂皮、手撕的干辣椒。有时还会窝几个荷包蛋进去，盖上锅盖，慢火煲。出锅时再撒点葱花，一道美味的腊肉煲水豌豆就完成了。
最会煲这道菜的人是方伯。他很挑剔，用的水豌豆要过选，个儿太小不要，嫌皮老；个儿太大也不要，不粉。腊肉也是他自留的。那时节肉是很珍贵的，农村很少有人家去买新鲜肉，要来了重要的客人才会拿出过年时熏的腊肉，方正的部分待客，差的留着自己吃。
即便这样，方伯每年都要留几坨方正的带骨腊肉在那儿。从豌豆灌满浆到完全成熟的这段时间，他会主动下厨，做几回腊肉煲水豌豆。因为有好菜，方伯和父亲会吃点谷酒。两家都提前差小孩去打酒，我家被派去打酒的总是我，细妹跟在我身后，蹦蹦跳跳，小脸上的高兴劲跟过年似的。方伯家的两个崽平时常因一点小事吵嘴、打架，这时都不争了，大崽拿钱，细崽拿瓶子。看着手里空空的细妹，我有时会分一两角钱给她拿着，她就更高兴了，“细哥细哥”喊得甜。
一切准备就绪，两家中间的堂屋里，一大锅热气腾腾的腊肉煲水豌豆摆在桌中间，再炒几个小菜，众星捧月般围着这道主菜。最开心的是我们几个孩子。这时我们会相处得格外和睦，即便之前有各种小摩擦，这时都不提了。平时指名道姓，这时也按辈分喊哥哥姐姐了。
四个大人，五个小孩，九人在堂屋里围拢，是满满的一桌。如果汤里窝了荷包蛋，方伯会给孩子们各夹一个。如果没蛋，他就会给我们各夹一块腊肉骨头。那骨头上都是瘦肉，浸润着散发豆香的汤汁，又酥又嫩，很快我们就把骨头啃得光秃，再舀上满满一碗水豌豆。
完全熟透的水豌豆成黑褐色，吸足汤汁后粒粒饱满，还能看到油亮的汤汁在表皮上流动。翠绿的葱花点缀其中，又增添一点草木原有的颜色，看着就不油腻了。水豌豆的口感是粉的，咬上去比面饼爽口，比土豆细嫩，伴随着渗透着八角桂皮香味、干辣椒辣味、腊肉甜味的汤汁，可以一直蔓延到味蕾的最深处。
香喷喷的水豌豆大多去了几个孩子的碗中；肥肉则到了方伯和父亲碗里，他们用来下酒；而干辣椒总被方伯母和母亲拈到碗里，她们说干辣椒下饭。
氤氲的热气中，大家吃得满头大汗。方伯和父亲推杯换盏，红光满面，最少要吃醉一个人。方伯母和母亲就惨了，每次聚餐之后，都要半抱半抬把他们弄到床上去躺平，努出一身汗。
3
方伯会下厨，在湾里不是秘密，谁家有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去办厨。但他少言，不爱同别个交流，遇上不畅快的事容易发狠，湾里人都喊他“方蛮子”。
我七八岁时，有个婆子怪方伯的细崽偷摘了她的黄瓜，就用竹篾打了孩子的手。看到细崽手心的红痕，方伯二话不说，跑去把那婆子的黄瓜藤都扯了。
那些年，方伯常与湾里人干架。有时为争秧田水，他把别人家的田坎直接挖了；有时别人砍了他家山上的柴，都码到灶弯里了，他硬是一点不剩地挑回家来……湾里有好几家人与方伯有过结，但我家与方伯共一个堂屋，倒相安无事。
方伯在外与人耍横时，方伯母从不劝阻，有时还会跳出来帮着骂。对方不作声还好，要是打了接应，她会跳脚拍手，骂得更起劲。污言秽语说得难听，我父母就上前去扯劝，却总是拦不住。他们回家就叹息：“人其实都是好人，但太冇读得书咯！”
没有读书的方伯，干农活也不溜。那时农村人还全靠土地过日子，收成不好，方伯母做饭总要往米里掺些红薯丝。而我父亲是作田种土的一把好手，同样的豌豆种，种出来总比方伯的好，方伯下厨常用我父亲种的豌豆，有时连腊肉都是我家的。
每每这时，方伯母和母亲就会打趣：“你们两兄弟，真个是谁也少不得谁。”
在我的印象里，方伯就像我的亲伯父。当他进了厨房时，就像变了个人，那种专著、细腻，连女人都自叹不如。长大后，我们问方伯：“你厨艺那么好，是跟谁学咯？”
大多时候，方伯总是眯着双眼，笑着说：“神仙教咯。”
只有一次，在两家聚餐时，方伯酒吃了个八开。我们再问，他大着舌头说：“跟……跟谁学，跟苦日子学咯。”
父亲告诉我们，方伯两岁多点，娘老子就饿死了。方伯很小就自己学着做饭。那时节苦，根本没米下锅，自留地里豌豆出园，方伯几乎天天吃水焖豌豆。
转眼到了90年代初，湾里有几家人要做红砖屋了。那时候，买砖要到很远的县城去，交通不便，砖根本运到不了湾里来，得自己烧。方伯和父亲看准了商机，凑钱承包了一处砖窑，走路到县城去学习制作砖坯的手艺。当时，大多砖窑还是手工做坯，叫“扮砖”。
一到放学或假日，我们就会跑到湾南边的黄泥头去。我父亲站在一个塑料膜搭的棚子里，把一坨坨稀软的黄泥用力“扮”进一个长方形木架子里。翻过来，看看四角足泥没，没足，就用指头戳一下，把泥填满。底下垫一块薄木板，用一把钢丝弓把木架上面多余的泥刮掉，翻开木架，一口方方正正的砖坯就落在木板上了。等砖坯码了六七口，码成一座塔，方伯就会端走它们，一层一层，规规矩矩地垒到修好的堤上去。
我父亲手巧，主要负责“扮砖”。方伯力大，除了端坯，还要挖泥。他牵着一头牛踩泥，再把踩熟的泥一坨坨地码到父亲身后的长凳上。有时方伯忙不过来，我父亲就会撂下木架去帮忙。就这样，他们俩加一头水牛，组成了一个配合协调的“扮砖”小团队。
彼时，父亲和方伯只在县城学到了如何制砖坯，烧砖是门技术活，还得从外面请师傅。装窑、点火，再到封窑，每一步都得小心谨慎。因为一旦烧老了，砖不好看，成了团；烧嫩了，里面还是白坯，得重烧。
等到砖坯干得差不多时，户主就请来自己信得过的烧砖师傅。这时，父亲和方伯才能拿到“扮砖”的工钱。父亲曾经告诉我，砖坯是两分钱一口，他们一天能“扮”一千口，也就是说，一天能拿到二十块钱。
方伯对我父亲说：“你干的是技术活，钱你多拿点。”
父亲不同意，觉得方伯出力多，所以两人总是平分。
他们合伙“扮砖”四年，每逢水豌豆出园的季节，都是他俩最赶工的时候。即便如此，方伯也会挤出时间亲自下厨给我们做水豌豆吃。因为收入提高，方伯再煲水豌豆，就把腊肉换成猪蹄了。做法几乎一样，只是要把猪蹄放在高压锅里多压几分钟。如此一来，汤汁更浓，水豌豆更甜、更粉，那滋味叫人回味无穷。
幸福，大概就是这种味道吧。
4
随着南方成为一片热土，到外面打工的湾里人更多了。渐渐的，没砖扮了，有着几百斤力的方伯便被湾里的几个壮劳力喊去江西伐木，我父亲去了建筑工地，因手巧爱学，后来成了地方上有点名头的砌匠师傅。
孩子们一天天长大，我从村小读到镇中学，再读到县高中，离家越来越远。方伯与父亲也长年在外，那一长溜青瓦白墙的九间屋里就只剩下方伯母和我母亲留守了。她们依然做着农活，但好少结伴，各自干着家里的事。
再到水豌豆出园的季节，放月假的我们兴冲冲往家赶，迎接我们的是冷锅白灶。我猛然发现，我们两家有好几年没在一起吃水豌豆了，聚餐也只是在逢年过节，有猪蹄，却没有豌豆。
湾里红砖屋越做越多，还有做楼房的，我们两家那曾在湾里气派一时的九间屋渐渐落伍，被人遗忘。方伯和我父亲都攒着一股劲，在外打工更拼命了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
后来，我大姐、我和细妹先后考上了大学，方伯家的两个崽却接连落榜。方伯有些恼，骂他们没出息：“住一栋屋，呷饭困觉哈一样，何理他三个能考上，你两个就要回来看牛屁眼（湘北方言，意思是放牛）？”
骂归骂，崽还是自己的，方伯背过身就跟湾里人讲：“不一定多读书就有用，我妻侄子初中冇读完，如今也当老板。”
方伯的话果真应验了，他的两个崽跟着表哥南下，很快捞到了金。方伯家的生活越过越好，他们夫妇的笑脸越来越多。而我家，父亲靠一双手送三个孩子上大学，困难可想而知。
我细妹读高三的那年，一次我回家弄户籍资料，我俩被方伯母喊去参加她家的家宴。奇怪的是，方伯母没喊我母亲，连基本的客套话都没有。
后来，母亲和我们说，方伯夫妇总是选在人多的时候问她和父亲：家里要不要用钱？“好像我家没米下锅了样，等着他家来救济”。母亲不言语，父亲却受不得气，几次要过去说他们几句，但都被拦下了。两家因此有了嫌隙，母亲不再有事没事往方伯家去。方伯母有事也不喊母亲了，和湾里几家有钱的人越走越近。
这次方伯办家宴，是为了招待大崽带回来的女朋友。大崽说，他在外面好久没吃水豌豆了，方伯母闻言立马去摘豌豆，方伯亲自下厨。
在方伯家的餐厅里，大崽老早舀了满满一碗水豌豆给女友，女孩尝了几粒就说不好吃，把碗推给了他。最后，那锅猪蹄煲水豌豆剩了大半。
方伯母一边捡拾碗筷一边说：“如今世过好哒，谁还吃么里水豌豆，莫把客得罪哒。”
自此，我就再也没吃到过方伯做的猪蹄煲水豌豆了。
5
我上大三那年，方伯家做了新屋，三层的小洋楼，四面贴瓷砖——这是湾里第一栋四面贴瓷砖的房子，其他人家为了省钱，都是牌面贴。
做屋的时候，方伯先把自家的四间老屋拆了，还要拆我们两家共用的堂屋。母亲拦了下来，因为拆堂屋必定会影响我家的四间房，而那时候，我们还拆不起房子。
直到年我们都参加工作了，家里的情况才慢慢好转。帮父母还清所有债务后，我家也准备做新屋。这次，父母提出把中间的堂屋拆掉，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半。方伯却不肯，他说屋做拢了不好，影响采光。
父亲没有坚持，做屋时，他在一层做了个大车库，说以后我们回来，车有地方停放——那时，我们三个都还没买车。父亲特地给车库装了电动卷闸门，车辆出入，司机只需按下遥控器，门就会自动开关。
两年后，硕博连读的大姐留在广州发展，我和细妹留在湘北继续当老师，一有时间就开车回家蹭饭。这时，父亲早预备下的车库就派上了大用场。
而方伯家房子做得早，没有预留车库。他的两个崽每次回家，只能把车停到两家共用的堂屋里，开门关门十分不便。方伯再次提出要拆掉中间的堂屋，给他的崽盖车库。他的理由是：“你家有车库，我家没有，亲戚朋友见了很没面子。”
父亲自然有些不情愿。屋前屋后，寸土寸金，谁愿意把自家的地皮让出去？就在他犹豫的时候，方伯说：“我有两个崽，他家就一个崽，女儿高低是别个的人，堂屋理当归我。”
方伯母也说：“我男子家出力大，担地基时，我家担一担，要量过他家担两担。给了他们四间地基，还是我家放让咯。”
至此，父亲说什么也不肯让出那半间老堂屋了。母亲也气，可她不愿两家反目，好说歹说做通了父亲的工作，同意方伯拆屋了。
方伯家的车库做得十分气派，本以为这件事就此打住，没想到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先是方伯母得了便宜不算，在湾里逢人便说：“不是理亏，他们会把堂屋让出来怕？谁不晓得，不肯让，还不是看到我家堂火（方言：生活条件）比他们好。大学生又如何，每月拿点死工资，我崽一个月量他们一年。”
这话很快传到我父母的耳朵里，父亲要去理论，又被母亲压了下来，她还是不愿两家闹崩，毕竟是要天天开门相见的。偏在这时，方伯母喂的几只鸡一夜全死了，她一口咬定，是我父母在屋前的菜园里放了药，毒死了她的鸡。
农村妇人把鸡鸭看得跟崽女一样重，方伯母好一阵哭。在她的哭诉中，性格本来就偏激的方伯将几只死鸡扔在我家门口。不解气的方伯母跳到地坪里拍着手骂：“毒我的鸡，看你们也能得好，也会像鸡一样死得脚伸伸哩。”
我父母实在压抑不住了，把死鸡丢了回去，两家大吵了一场。没过多久，方伯家的引水管被人割断了。方伯母认准是我父母报复，又是好一阵哭诉。方伯也想不出有别人，妻子一哭，他血气上脑，以前别人口中的“蛮子”终于对我家发狠了。他二话不说，提一把柴刀直奔我家，对着自来水管一阵乱斩。
我父亲怒不可遏，他扛起一把锄头，要去砸方伯家的东西。父亲作种比方伯溜，干架却不是他的对手，还没进方伯家的门，就被几拳打翻在地，锄头也到了方伯的手中……
等我接到母亲的电话，赶回去时，医院了。他鼻骨骨折，身上多处挫伤，医院治疗几天后，医院做了全面检查。父亲保留了所有检查报告，要做法医鉴定，起诉方伯。本家一个曾当过村主任的伯父喊来了镇司法所的人来调解，父亲才放弃了这个打算。
起先，方伯不肯出钱，司法所的人给他普法，说了一些利害，方伯终于点头了。他同意赔钱，却不愿出那么多——司法所的人要他出三万块，包括财产损失和医疗花费，方伯只肯出万把块钱。
父亲不允口，我和母亲说了“好”。两三个月过去了，不见方伯送钱来，父亲多次讨要，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后来索性闭门谢客。我和母亲都没打算方伯会痛快给钱，他点头，就代表他是服软认错了。
然而，我们低估了父亲的执拗与决心。
那时候，母亲老咳嗽，医院检查，又留她在市里住了几天。一天，派出所给我打来电话，说我父亲被抓了。
原来，没了我和母亲的劝阻，父亲就带着被褥和锅碗瓢盆去了方伯家，不拿钱就不走人。这是农村人的老办法，可方伯压根不吃这套，他照旧过日子，方伯母出来骂，还会被他呵斥回去。
第三天，方伯的大崽媳妇回来，见我父亲把公婆家里弄得乌烟瘴气，便直接报警。警察来了，说这样做是私闯民宅，劝父亲离去。两边谈不拢，警察强制请人，父亲又踢又打，还咬了警察。
我和母亲赶回去时，父亲因为寻衅滋事、袭警，被关进了看守所。母亲哭得眼睛都肿了，大姐、细妹闻讯赶了回来，请律师、找关系，多方奔走，父亲才在关进去的第二十七天被保释了出来。
父亲不服，又要去找方伯闹。母亲一边死死抱着父亲，一边哭着说：“你还不长记性啊？为了弄你出来，我同崽女劳好大个神。”说着，她又回头对我们三姊弟说：“我本不愿与人结仇，但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告诉你们三个，我们与那家人以后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，老死不相往来。记住！”
母亲说到做到，从此以后，她不再踏入方伯家范围半步，也不许我们越雷池。湾里不管谁家有事，喊了方伯夫妇，我父母就不去。有非去不可的集体活动，他们就离方伯夫妇远远的。
每次回去，我总是习惯性地往方伯家的方向走。可走几步，就突然记起母亲的话，立马顿止。我以为，我们两家不会再有瓜葛了，殊不知一次意外，再次把我们的生活搅在了一起。
6
年4月28日，母亲私信让我看湾里的